學研社
戈爾巴喬夫上月底逝世，《信報》於9月1日的社評就以「戈爾巴喬夫既是英雄也是叛徒」為題，評論這位結束冷戰（田飛龍的觀點是冷戰沒有結束，而是繼續），卻葬送蘇聯的蘇聯前領導人。正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戈爾巴喬夫把西方一個這麼強大的對手葬送，冷戰以西方不戰而屈人告終，西方及親西方的觀點自然對他的「豐功偉業」褒獎有加，戈爾巴喬夫當時身為蘇聯的國家領導人，卻親手毀滅自己的國家——蘇聯，非西方、特別是俄羅斯的觀點自然對其「歷史功績」貶斥鄙視。
筆者認為，如果戈爾巴喬夫是真心相信西方的那一套，可改革使國家強大，人民富足，真心為國家好，卻弄巧反拙，筆者只能說他真的笨得可以，笨得可愛。如果他明知西方的那一套，會葬送蘇聯而有意為之，那就奸得可恨，奸得出奇。畢竟李登輝都只是出賣，沒有滅國民黨呀！
不過，看戈爾巴喬夫蘇聯解體後的著作，他卻完全沒有反省反思，仍然相信西方的那一套，可救國救民，為西方作嫁衣卻仍不自知，可見他笨得極致，看到國家解體後更加民不聊生，卻不自省過錯，可謂奸到極點。一般來說，奸的人都聰明絕頂，最多聰明反被聰明誤，這種又笨又奸的人真的世間罕見，百年難得一遇，還要讓他做了國家領導人，國家政體自行了斷，更是千戴難逢，萬年難覓。
當然，蘇聯走向滅亡有眾多原因，戈爾巴喬夫的施政只是其中的部份。如果當年蘇聯真的國家強盛，人民安居樂業，蘇聯擁有制度自信，又何需向西方那套有所求？蘇聯領導層也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這類人物，人民也不會輕信西方那一套。
在蘇聯滅亡的眾多原因中，筆者認為最值得重視的是保羅‧肯尼迪（Paul Michael Kennedy）審視了500年來（公元1500年至2000年）強國之間的興衰著作——《世界強權的興衰》(內地譯名﹕《大國的與衰》)的結論，一個大國在「民生消費、經濟建設及軍事開銷」需要平衡發展的警惕。
保羅‧肯尼迪（Paul Michael Kennedy）
保羅‧肯尼迪認為，國家資源主要的支出是「民生消費、經濟建設投資及軍事開銷」這個鐵三角的平衡。一個大國在崛起時，往往把資源集中於軍事，而強國為維持強權更需要維持持續高企的軍事開銷。經濟建設投資，即投入基建和科研的資源減少，導致經濟發展受礙。經濟不景，民生消費不能滿足，民不聊生，人民對政權的不滿與日俱增導致政治危機，內亂頻繁。內部政亂不穩，引致強權受外力挑戰，為了維持強權，反過來更要增加軍事開銷，形成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國家及強權系統崩潰。
保羅.肯尼迪認為，蘇聯解體在於蘇聯把國家資源集中在軍事上，投資的科技研究亦是軍事科技，能為經濟提高增長的科研和基礎建設投入不足，資源集中在軍事上的重工業，能改善人民生活的輕工業沒有多少投入，民生消費不能滿足人民需求，人民的生活沒有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導致民怨民心思變，內政不穩。國家自身經濟發展受阻，不能透過投資基建和科技發展經濟，只能以強權對外掠奪，外力必然反抗，倒過來要增加或維持軍事開銷，經濟危機更形惡劣，當國家及強權系統不能有效循環下，失衡崩潰。這亦是羅馬滅亡的原因。
以上保羅.肯尼迪的結論，在當今之世，大家是否很眼熟？這正是當今世界強權美國的寫照。不過與蘇聯不同的是，美國的開支不只是龐大的軍費，民生消費的開銷亦大，因此美國債台高築，只是美元的金融霸權，讓其這個比蘇聯更不平衡的體系更能苟延殘喘。
過往美國透過舉債，民生消費尚可滿足，人民較能安居樂業，因此內部矛盾仍可透過選舉政治來消弭。加上美國雖然對基建長期缺乏投資，但對科研有投入，對經濟仍有創新的增長動力。可是在現今過度量化寬鬆多年及高通脹下，民生不穩，政局動盪，美國雖深明這個鐵三角的大戰略原則，想加強國家資源於經濟建設，投入基建和科研，讓製造業回歸美國，可惜為時已晚。
政治不穩，選舉政治只能增加民生消費，以穩定民心。經濟不力，需投資基建和科研，但基建和科研的回本需時不是一朝一歹。強權衰落，更加需要投資軍事科技、武器研發及加強軍力。試想在美國在已債台高築下，如何在「民生消費、經濟建設投資及軍事開銷」這三個鐵三角中，還要增加每個角的投資？以美元霸權及軍事力量來割全球韭菜，以維持這個鐵三角的開支，去做到這個鐵三角的系統平衡。就算全球各國不反抗任由美國宰割，資源有限，欲求無盡，美國這個國家強權系統崩潰只是遲早的事。
其實，從《世界強權的興衰》看，國家由鄧小平主政之時已依這個鐵三角平衡戰略原則為發展戰略。面對當今世局，美國國家強權系統，就潰未潰，全球格局生變之際，中國保持戰略定力，維持「民生消費、經濟建設投資及軍事開銷」這個鐵三角的平衡，戰略總原則實至關重要。
戈爾巴喬夫已逝，蘇聯亦已解體。這個歷史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應深刻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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