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時國內新興的學術研究領域，羅香林打開了客家研究的大門，而自他以後，學術界便開始關注這個課題。

關於客家研究，不能不提到「客家研究始祖」羅香林教授，而他的《客家研究導論》則是客家研究的肇端。

羅香林在 《客家研究導論》 第一章 〈客家問題的發端〉 中寫道：

中國前代的學者，原不喜歡考核各民族民系實在的情形，對於華南各民族或民系，更是只知鄙視而不知檢驗考察為何物 。他們雖然有時也要提到華南各族各系的情況，然而所喜出口的亦不過 『南蠻鴃舌』一類成語罷了；至問其以那些族系源流變革，及其至人群上佔何地位的問題，那就不知怎樣回答好了。不幸得很，他們從前對於 『客家 』，也是抱了這樣的態度。」

──羅香林，1992年，頁16

國族主義的建構

從《客家研究導論》看，羅香林建構客家學說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從中華民族的構成與演進入手，並以此作為闡釋客家問題的方法，而客家源流自然成為了研究的重點。這種建構思路其實是當時學術建構取向。在羅香林的時候，正是國內「新史學」迴響最熱熾的時候。概括而言，這一時期的重大史學思潮主要有二種：第一，在梁啓超的號召下，大家都展開了「國族主義」建構的活動；第二，在胡適號召下，國民也展開了「整理國故」活動。

在梁啟超的帶領之下，不少學者致力於「國族」的建構。 因此，「國民」、「民族」、「種族」忽然成為當時史學敘述的重要詞彙。而從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的客家建構過程中，我們是可以看到梁啟超「國族建構」思維的影子。他們都是從中華民族的構成與演進入手，建構我們的國族歷史。

並且，梁、羅二人都是強調一個源頭相同的歷史，此舉無疑可以增強我們族群的凝聚力。在他們二人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一個相同的歷史符號，可以加強社會群體的血緣認同意識。固然，梁啟超的建構元素是「民族」和「國族」，而羅香林的建構元素是「民系」和「客家」；然而，這只是建構元素的變換，而其思維模式其實是沒有變化。

總的來說，作為當時國內新興的學術研究領域，羅香林打開了客家研究的大門，而自他以後，學術界便開始關注這個課題。

「客家研究始祖」羅香林教授。（網上圖片）

早期西方對「客家」的敘述

有關香港客家人的記載，最早見於19世紀中葉。被稱為為「中國信義宗教會之父」郭士立（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又稱郭實臘，1803-1851年）在1829年脫離原屬的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 Missionary Society），並於 1831 年到中國沿海傳教。

通曉閩、粵地區方言的郭士立留意到廣東有被稱為「客人」（Kea-jin）的人群，在珠江、東江、韓江一帶的地區活動。這是較明確提出「客人」概念的首例。（按：在1831至1833年，郭士立多次乘走私鴉片船在中國沿海航行，其中途經海南、廣東、福建、浙江及天津各處，絕對是列強強開中國門戶前，最為進取的傳教士。還有一點，郭士立的傳教極具爭議性。）

之後，瑞典傳教士韓山文（Rev. Theodore Hamberg，又稱韓山明，1819-1854年），在1854年的《太平天國起義記》一書中，記錄了客家人（Hakka）與廣西本地人械鬥的一段歷史。文中用音譯的”Hakka”取代意譯的定居者（settler）作為一個獨特群體的稱呼。韓山文創立了西方研究客家語的基礎，並編寫了第一部客家語記錄草案。

據陳麗華〈香港客家研究綜述〉述，禮賢傳道會（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的高懷義牧師（Rev. Rudolph Krone）於1859年發表文章，把”Hakka”這個發音記號，直接當作一個群體符號使用。客家人（Hakka）也正式登上了西方的研究舞台。

參考文獻：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